在明确企业所有制类型的357例案件（其中1例案件的企业为跨国公司，归入民营企业范畴）中，国有企业家犯罪或涉嫌犯罪的案件为87件，占357例案件的24.4%，民营企业家犯罪或涉嫌犯罪的案件为270件，占357例案件总数的75.6%。

　　虽然各年度的案件类型大体一致，但在罪名比重上，每年都有不同的排序。这两年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曝光率一直处于首位，但2013年集资诈骗、组织领导传销都在排位上有所提前，生产、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也第一次跻身发案前十，反映出各种犯罪类型的每年变化与各年度的社会政策、刑事政策设计有关。

　　如非法吸存案件、贪腐类案件的持续高发，与经济转型中的不顺畅有关，涉黑案件在2011、2010年达到高峰，与当时的重庆治理模式有关。2013年曝光的大量食品安全犯罪、环境污染犯罪，也是在十八大提出的建设美丽中国、社会和谐发展大背景下，加大了对此类犯罪的查处、曝光力度。因此，经济犯罪就是经济发展的缩影，经济发展中的失败抑或进步，都会通过经济犯罪这个反面的例子反映出来。

　　结合2013年中国企业家犯罪整体现状，《报告》透视了企业家犯罪的几大根本性因素：

　　“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未能理顺”成为企业家犯罪现状的根本因素。中国当前面临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，根本上都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，如地方债务、金融风险、产能过剩、国企转型不畅、高房价等，无不是由于政府越位、缺位、错位，导致市场的作用未能有效发挥。

　　“民营企业融资难、市场准入受限”成为企业家犯罪现状的直接因素。我国在过去30多年里，人均GDP增长的倍数是178倍，而人均储蓄增长倍数是1619倍，是经济增长的10倍左右，由此产生了很多的社会问题，中国社会拥有巨大的社会资金，但这些资金缺乏良好的投资渠道，只能通过炒房、炒矿等投机方式，或者利用各种地下金融方式进行投资。

　　“政府转型副产品”是企业家犯罪现状的制度因素。政府转型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，从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包办一切，到市场经济时代政府居于市场之后，从台前到幕后的角色转变既需要制度支持，又需要观念转变。长期以来，我们虽然经过了多次机构调整，但经济事务的管理部门仍设置过多、分工过细，由此导致职能交叉、职能重叠、多头治理，这些反过来助长了政府的部门利益。

　　“规则缺失、监管不利导致官商勾结”是企业家犯罪现状的客观因素。经济犯罪与自然犯罪不同，不是自古而来就约定俗称作为犯罪处理的，而是随着一国经济、社会的发展，根据政策调整的需要，对经济犯罪的认定和处罚也随时发生变化。

　　“刑法万能思想与政府责任的隐蔽化”是企业家犯罪现状的主观因素。刑事法网的扩张主要体现在经济犯罪领域罪名、罪状的增加，司法领域扩大追诉范围、任意追诉的现象也层出不穷。

　　“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、内部监督失灵”是企业家犯罪现状的个体因素。企业内部的权力制衡是企业治理结构的核心。它应当以公司内部权力建构为基础，在权力行使主体之间予以制衡。公司内部形成有效的制衡机制，才能够充分发挥公司最佳运作潜能。